石川啄木：“我今天没有去上班，因为没有钱付车费”

石川啄木1909年4月3日的日记里，有两封用罗马字写的信，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我今天没有去上班，因为没有钱付车费。

带着些心酸、负气与无可奈何的颓废，还有一点怪诞的黑色幽默。如此“翘班”借口，太过“现代”，像是“无厘头”的行为艺术表演。不过，隐隐然，又能读到一点对工作制度的批判意识。可以推测，他有工作，但仍然缺钱。他在信中随手写下，又或是故意为之的这句话，仿佛是一行隐秘的代码，或许可以从中破译出石川啄木短暂而天才的一生。

石川啄木（1886—1912），本名石川一，日本明治时代诗人、小说家与评论家。他打破了日本短歌三十一音一行的定例，开创了短歌新形式，为日本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石川啄木：日本的第一个现代人》

作者：[美]唐纳德·基恩

译者：沙青青

版本：艺文志eons｜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5年4月

《石川啄木》是日本文化研究专家唐纳德·基恩的最后一部著作，这本传记“根据石川啄木的日记、书信、诗文等原始材料，还原了这位天才诗人的一生”。

石川啄木，日本明治时代的诗人、评论家、小说家，生于1886年，1912年因肺结核去世，年仅二十七岁。他本名石川一，因为早年诗中常出现“啄木鸟”一词，在前辈诗人的建议下，将笔名改为“啄木”，“石川啄木”之名由此而来。这一对自我的重新命名，像是暗中修改了、应和了石川啄木的命运轨迹，正如他后来的自述：“啄木乃林中鸟。随风而至树梢上。我是一个世界性的人，想随风去世界的另一端。我是一片白云，不知道要去哪里。”啄木短短二十七年的人生旅程，也像一只啄木鸟、一片白云，随风飘荡，一直在途中。

1902年10月，16岁的啄木就因带领同学罢课，加之多次考试作弊受到处分，被迫以“家庭问题”为理由申请退学。随后，前往东京，但由于疾病和无法支付房租，由父亲于1903年2月接回老家。

1905年5月，啄木与节子登记结婚，但他竟然缺席了自己的婚礼。据唐纳德·基恩的分析，啄木缺席，一是因为凑不起火车票钱，二是担心婚姻制度的束缚。

石川啄木与其妻子。

1907年4月，担任家乡涩民普通高等小学代课教师一年后，因带领学生罢课反对校长，被学校辞退。5月，来到北海道的函馆，先后做过杂志编辑、代课教师、报社记者。8月25日，函馆发生大火，全市三分之二被烧毁，啄木工作的地方、写作的手稿也被化为灰烬，但在日记中，啄木的记述却显得特别“冷漠”，“洞若观火”：“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我对我的家人的安全没有一丝担忧。当我看到耗资数百万日元建造的大宅和宏伟建筑的倒塌时，没有感到哪怕一丝的遗憾。我从心底里用我能发出的最响亮的声音喊出我的喜悦”，因为，“对函馆而言，大火是一场本质上的精神革命。”9月，离开函馆，参与创办《小樽日报》。但三个月后，啄木伙同他人反对报纸主编，陷入人事纠纷，遭殴打，于12月任性辞职。

1908年1月，来到钏路，任职于《钏路新闻》社，开始酗酒买春的日子。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在钏路已经待了四十天了”，“在我的生命中，我第一次学会了享受喝酒。在短短四十天里，我已经从能喝两杯清酒到能喝一整瓶。钏路也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接近艺伎的地方”，“是的，石川被钏路的人们视为一个值得尊敬的报社记者，他在旗亭里唱歌，受到艺伎的招待，每晚三点睡觉，早上十点才起床。”最终，因对生活的厌恶和回归文学的渴望，于4月份离开钏路，前往东京，但没有收入，生活陷入困顿。

1909年3月，担任《朝日新闻》东京办事处的校对员，直至去世。但即使在这一虽然枯燥、却相对稳定，而且得来并不容易的工作期间，啄木仍时常摸鱼旷工。有时他不去上班，仅仅是为了忙着抄写前一夜未抄写完的旧色情小说，有时仅仅是为了请假而请假，请完后，才找补一个理由：“我今天请了假，以为我一定会写点什么——不，是因为我想请假，才决定花一天时间来写。”

生活动荡，收入微薄，啄木却挥金如土，据说这来自他父亲的遗传。离开钏路到东京后，啄木的钱“主要花在浅草的电影院和妓院，更大的开支可能是书籍”。啄木的一篇小说卖了二十二日元的稿费，但他转眼就和朋友去喝酒玩乐，第二天早上就只剩下六日元。一位相好过的艺伎，寄来二十日元，但两天后，他就用这笔钱买了一本奥斯卡·王尔德的书，又经过一夜买醉，只剩下四十五分。如此“日光族”的花钱方式，让“借贷”和“典当”成为啄木生活的常态：

为什么会这样的软弱，

屡次申斥着怯懦的心，

出门借钱去。

实际上，啄木借钱时可并不心软，有时更像是连蒙带骗、理所当然。他向朋友借了一块手表，以八日元的价格当掉，用以喝酒和偿还另一笔借款。但由于迟迟不归还，加上他抑郁症发作，好心的朋友干脆不再提及此事。

如此流离、困顿，又如此摩登，甚至后现代的生命状态，可以说是，“毫不利人，专门利己”。啄木自有自知之明，但不见得有多少付诸行动的“反思”，就像他在日记中所写：“是的，我想完全按照我的意愿去做”，或者如他在短歌里对自己的精准刻画：

可悲的是，

给那满足不了的利己的念头

缠得没有办法的男子。

石川啄木的一生，从结局来看，的确是“可悲的”，也是值得可怜的，但从这些多少让人有些哭笑不得的人生片段、历史花絮中，我们还是感到啄木的可亲、可爱之处。他的生命尽管短暂，却也十分丰赡。

“歌是我可悲的玩具”

石川啄木以短歌知名。短歌，是日本的一种传统诗歌体式，与“长歌”相对，每首三十一音，共五句，排列为五·七·五·七·七，形式简练，内容含蓄。啄木对传统的短歌做了革新，形式上，将一行书写，改为三行，内容上则做到了生活化，如周作人的评价：“他的歌是所谓的生活之歌，不但内容上注重实生活的表现，脱去旧例的束缚，便是在形式上也起了革命，运用俗语，改变行款，都是平常的新个人所不敢做的。” （《石川啄木的短歌》） 啄木的短歌很像是他另一种形式的日记，是一份特殊的生活备忘录。他在短歌中捕捉的是生活与回忆的瞬间、细节、感受，是故人故事的惊鸿一瞥，是当下此刻的旁逸斜出，当然，也包括对社会丑恶与民间疾苦的洞察和关注。这些短歌的题材琐碎日常，但又于短小平淡中折射出现实与人生的真实，如下面这一首：

像是所想的事情被偷听去了似的，

突然的把胸脯退开了——

从听诊器那里。

一个日常看病的细节，被啄木以一种充满灵性的方式刻画出来，诗人的形象也跃然纸上：敏感、有趣、但又健康状况不佳。一首短歌，几乎完美符合了读者对啄木之为天才的预设认知。

啄木确乎是一个天才的短歌诗人，最直观的表现是，他写短歌几乎是信手拈来、批量生产。1908年6月23日晚上，啄木整夜作诗，一晚就创作了一百二十多首，在随后的五天里，又写了二百六十首。唐纳德·基恩感叹：“对他来说，写一首短歌就像呼吸一样容易。事实上，他看不起短歌，因为它太容易了。”啄木的确看不上短歌，除了“容易”，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穷”，短歌创作带不来多少收入，在他眼里，“短歌”与“不幸”是同义词：

正因为我平生过着不如意的生活，所以有时候不能不从刹那间出现的，意识到“自己”的事物中，去求得证实自己的存在。这时，我就作歌，将刹那间的自我写成文字，读了它，就能得到些许的慰藉。因此，在我来说，写歌的日子就是不幸的日子，是找出了真实的自我，胡里胡涂过着的不如意的日子……

而谈到短歌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时，啄木则用了一个令人愕然的比喻：

然而作短歌也是有相当的理由的。我想写小说来着。不，我打算写来着，实际上也写过。可是终于没有写成。就像夫妇吵架被打败的丈夫，只好毫无理由地申斥折磨孩子来得到一种快感一样，我当时发现了可以任性虐待某一种诗，那就是短歌。

考虑一下啄木的家庭状况——婆媳不合，夫妻矛盾重重，啄木还打过自己的女儿，如此一个惊艳的修辞，实则充满着沉重的生活实感。在生活与创作的双重层面上，就像啄木所说，“歌是我可悲的玩具。”

外文版石川啄木短歌集封面。

为了生计，啄木只能写小说，因为这是唯一可以带来丰厚收入的写作方式，但他对于小说并不在行。尽管很勤奋，一个月之内写了五篇、共计约十二万字的短篇小说，然而这些小说只有《病房的窗》一篇在森鸥外的推荐下，得以廉价卖出，其余都无人问津。啄木也想写长篇，但可能没等写完，自己先饿死了。在唐纳德·基恩看来，啄木是“一个散文作家”，“他的风格是即兴创作，让故事自行流淌出来，没有过多考虑结构、人物、结局或短篇小说的任何其他元素。”啄木的小说，带有浓厚的自叙传色彩，叙述拖沓，不够曲折，“主题往往是他自己”，小说的故事经常来自啄木的日记材料，与其说他在写小说，更像是把小说“日记化”。

与此相映，啄木也在将“日记小说化”，这便是他的《罗马字日记》。所谓《罗马字日记》，是啄木1909年日记的一部分，其特殊之处在于，它是用罗马字书写的。之所以这么做，啄木自己的解释是，为了防止妻子偷看，但实际上，妻子节子很可能看得懂罗马字。这部分日记，“写在非常好的纸上，笔迹清晰漂亮，没有一个字被涂抹或更改”，显然是有意将之“塑造”成“一部文学作品”。这本日记成为啄木展览自我心性的解剖台，其中最广为人知的部分是叙述他在浅草妓院的经历，正如《罗马字日记》中译者所言，“他将内心中的挣扎、矛盾、委屈、自责都坦诚于日记之中”，让人“有时敬佩他，有时又厌恶他”。然而，即使如此，用唐纳德·基恩的话来说，这些“对于一个天才的诗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啄木的痛苦在于“他作为一个小说家不成功”，但他却“写出了一部散文杰作——《罗马字日记》。”

《事物的味道，我尝得太早了：石川啄木诗歌集》

作者：[日]石川啄木

译者：周作人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5月

在多数中国读者印象里，石川啄木、周作人、短歌是“三位一体”的。由周作人所翻译的啄木短歌，以其特有的笔调，强力塑造出一个短命、感伤、天才的现代抒情诗人形象。但或许这是某种接受的误差，在历史上，还有另外一个啄木。

事实是，石川啄木的作品，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是由周作人翻译，刊登在1920年7月2日《晨报·副刊》上的自由体新诗——《无结果的议论之后》：

我们的且读书且议论

我们的眼睛的辉耀

不亚于五十年前的俄国的青年

我们议论应该做的什么事

但是没有一个人用拳击桌

叫道“到民间去！” (V Narod!）。

1910年，日本发生“大逆事件” （指当时日本政府镇压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事件） ，受此刺激，生命末年的啄木，开始倾向于社会主义，这首现代诗即是在此背景下写成。诗中的“到民间去”是俄国民粹派的著名口号，啄木借此表达对日本青年尚空谈却不见诸行动的愤激之情。“这首诗还表明”，唐纳德·基恩写到，“他不再满足于作为革命的‘同路人’，而是渴望在诗歌中表露他的社会主义以及可能的无政府主义信念。”

似乎，读者在品味啄木短歌中那苦涩的调子、颓废的况味时，已经遗忘了啄木生长的年代，“他生于明治19年，经历了日清、日俄两次战争，与日本的资本主义同时成长起来”，15岁就“参加援救足尾铜山矿毒被害者募捐运动”。 （中野重治《关于啄木的片断》） “大逆事件”之后，他大量阅读社会主义文献，摘抄《资本论》。1910年，啄木写下了生涯中的最后一篇评论《时代闭塞的现状》，对强权政府、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透彻、细腻的批判，他在文章中号召：“要以全部精神倾注于明日的考察——即对我们自身的时代进行有组织的考察。”

石川啄木

实际上，啄木在中国的接受历程中，一直是以“革命诗人”的面目为读者所熟知的。周作人最早翻译啄木，即与他所倡导的“新村运动”有关。不过，在时下，当市面上流行的十几种啄木作品，皆是由周作人翻译的短歌集的时候，“抒情”自然取代了“革命”，啄木的形象也就完成了一次“颠倒”。

但是，我们还是不要忘了“另一个”啄木。当我们对短歌和日记中的啄木感到惊叹或厌恶时，是啄木提醒我们：“自己也曾试着对自己作种种的辩解，可是，我的生活仍旧是现在的家族制度、阶级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知识商品化的牺牲。”他的流离、贫困、醉酒、买春、郁郁不得志，都会在一个总体性的视角中得到解释。

当然，啄木并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者”：

在我的头脑里

就像在黑暗的旷野中一样，

有时闪烁着革命的思想，

宛如闪电的迸发——

但是唉，唉，

那雷霆的轰鸣却终于听不到

他的“明天的理想”更多的是一种方向，而他自己在贫病交加中，也终于没有听到“雷霆”的到来。他自己曾经解释过，为何选择“啄木鸟”作为笔名，是因为，啄木鸟的“声音来自森林的中心，在任何时候都在作响，如同柔和的鼓声，就像从古代传来的回声，令人喜爱的声音”，而啄木自己却是一个“异端”，在历史的暗夜里，寂寞又哀伤：

我整日都在街角

挥舞着信号旗

你却没有来

我们似乎多多少少没有完整地接收到啄木从世纪街角的那一头发出的旗语，而如果让啄木重新走到我们之中来，还是需要更真诚、全面地面对这个人和他的作品。他的短歌、小说、日记、评论，是从日本明治时代传来的岁月回音，要求现时的我们，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更贴切地“同声传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