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捡到一个又瞎又聋的少年，不婚主义的我把他当儿子养了五年

第一天捡到他，是在雨里。

我撑着一把开了六年的伞，伞骨有一根歪着，雨水从那里直直漏到我的右肩。

我左手拎着从菜市场抢来的两斤荸荠，右手还拿着一把葱，葱叶一路滴着水，像走失的鱼尾。

他蹲在城轨桥下，墙上“拆”字被雨水泡成一团纸糊的灰，滑下来，黏在他的鞋边。

不是鞋，是拖鞋。

那种门口两块钱一双、塑料味冲鼻子的拖鞋，鞋面裂了一个口子，露出脚趾，脚趾发白像泡了太久的豆腐。

他抬头看我，眼珠子是空的。

我不懂医学名词，但我一眼就知道，他看不见。

他盯着我，却像在盯一堵墙。

我又往前迈了一步，他没反应。

雨线垂着，把他肩头的灰冲成斑驳的黑，像一件刚涂了墨水的棉衣。

我看见他耳后有一道小小的疤，蜿蜒过去，没进耳洞，只停在耳后那块骨头上。

我喊他。

“喂？”

他眼睛没有波动。

我把葱往他面前晃一晃，葱叶打在他鼻子上，他也没有喷嚏。

我又喊一声。

“喂，你家呢？”

我这才反应过来，他不只是看不见，他也听不见。

我这才明白一个词，叫又瞎又聋。

这词以前只在段子里出现过。

“笑死，又瞎又聋，那不是王子学雷锋的段子吗？”

现在这个词站在雨里，穿着裂了口子的拖鞋，鼻梁上有两颗没掉干净的青春痘，肌肤因为久没晒太阳泛着一种类似纸浆的白。

我犹豫了半分钟，精确的三十秒。

我的手机震了两下，是群里的消息。

合租群：三号房的热水器又不工作了。

我看着群里嚷嚷的字，想到昨晚我洗澡洗到一半，头上满是泡沫，热水器突然发出“咔”的一声，像一只老鸟断了气。

我脑子里滑过一条念头。

“这少年，不能带回去。”

我可不是什么圣母，我甚至在家里连一盆绿萝都养不活。

我不婚主义，强迫自己不去碰那些会黏人的东西——人也好，猫也好，狗也好，我怕它们在我生命里扎根。

扎根就会疼。

但雨水没停。

雨滴在他的眉毛上串成一串珠，滑进眼眶，沿着鼻梁流下来，他没有擦。

他的手搭在膝盖上，指甲边缘有黑，像挤不掉的陈年油渍。

我突然觉得有点难受。

不是同情，大概是尴尬吧。

像饭桌上突然响起的电话，所有人都停住筷子，而你就坐在主位上，还没想好该按接还是挂。

我一狠心，把葱塞进帆布袋，提起袋子，往他面前蹲了下来。

我学会了在三十出头的年纪蹲得很稳——这是一个裸辞两次的人练出来的技能，蹲得稳，就不会筋骨咯咯响，也不会被人误会你要跪。

我把手伸到他面前。

他看不见，但他感知到了空气里一点点涌过来的热度。

他的鼻翼动了动。

我把他的手握住。

他的手很凉。

那种凉不是冰箱冷冻室的凉，是刚从不见光的地下室上来的凉，夹着潮、霉、铁锈味，触到皮肤，就在上面印个印儿。

我握紧了些。

他没挣，甚至连手指都没有反射地动一下。

我用力，把他拉起来。

他站得很慢，像从泥里拔出来。

他比我高，接近一米八五，肩胛骨像一块不服帖的石头。

我突然有点恍惚。

我在三十岁生日那年跟人吵了一架，吵完之后，我宣布我不结婚。

我妈在电话那头哭了十五分钟，边哭边骂我“眼瞎心盲”。

我斜着躺在客厅的地毯上，一条腿搭在茶几上，拿脚趾头蹭着茶几的边，心里像被人拿石头砸了一下又一下。

“眼瞎心盲。”

她骂的是我。

现在我握着一个真“眼瞎心盲”的手，从雨里把他往外拖。

我拖着他走出桥洞，走到马路边。

车子掠过，溅了我们一腿泥。

我给他遮伞。

我才发现我的伞撑着很小，他的肩和我的肩靠在一起，肩骨撞到伞骨，发出轻微的“哒”的声。

我不知道该把他带去哪儿。

派出所？

派出所会问他叫什么姓谁名谁，他什么都说不出来。

救助站？

救助站通常需要你先证明你不是拐卖人口的，你得填表、核查、做笔录，他等不起。

我想到了我的房子。

一个合租房。

很小。

三室一厅，客厅凑合放了一个二手的小沙发，布面发毛，夏天坐一屁股汗，冬天坐一屁股凉。

我有一间卧室，床边有一个书架，上面一排二手书，是我从江湖旧书市一块五一本挑来的，封面角都卷了。

还有一盏读书灯，灯罩在第三次搬家时磕了一个口子，贴了胶带，胶带黄了。

我在门口站了三秒。

他在门口不动。

我用脚背轻轻碰了他一下鞋。

他跟着我进来，鞋在门口脱了，露出脚跟上那条像裂谷一样的裂纹。

我不知为什么心跳快了。

这不是恋爱，也不是欲望，是一种非常实体的、靠近体温的责任感。

我拿毛巾，热水壶烧水，指了一下我的方向，又指了指自己，嘴型夸张地说：

“我——叫——南——乔。”

他看着我的嘴。

我指了自己，举手。

“南。”

我又指天，又指地。

“乔。”

这是我高中班主任教我们跟聋哑学校联合活动的时候学的一点点手语的残片，学得乱七八糟，我也不确定我做对没。

他眨了眨眼。

他伸手在空气里摸索了一下，碰到了桌角，指尖磕了一下，弹回去，虽然没有表情，但眉梢抖了一下。

我给他拿来干毛巾。

他站在玄关，一动不动，像站在一个陌生世界的门外，不敢迈步。

我走过去，把毛巾搭在他肩上，示意他擦。

他没动。

我又夸张地作了一个擦脸的动作，像小孩演戏。

他这才慢吞吞抬手。

动作笨拙，但不粗鲁。

毛巾在他脸上擦过，带下了一片灰，我看见毛巾的白变成了灰，心里一揪。

他很安静，安静到厨房里水烧开的“咕嘟”都像一声雷。

我给他冲了杯姜茶。

我自己从中学开始就喜欢在感冒时喝姜茶，不科学，但是管用，至少能让心口暖一点。

我端给他，他闻不到味，只能靠触觉感知热。

我把他的手指按到杯壁，他马上收回手，像被蜜蜂蛰了一下。

我在杯口吹气。

我用手去试温，把杯子往他手心里推，他这次没有躲。

他的手掌纹路深，说明他干过一些活。

我看着他端着杯，杯子在空中悬着。

他摸索着，摸到了自己的嘴，用杯沿去碰，第一次碰在下巴上，第二次碰到了嘴角，第三次终于喝到。

他喝得很小心。

像在喝一碗很贵的汤。

我坐在他对面。

我突然有种错觉。

我像在动物园把一只流浪的鸟捧回家。

我很怕它突然挣扎，翅膀拍到我的脸。

我也怕它一动不动，像死了。

“你叫什么？”我问。

我嘴型很夸张。

他盯着我的嘴。

没有反应。

我在纸上写：你，名，字？

写完才意识到——我没有确认他识字。

他接过纸，指腹摸上去，慢慢地摸，像盲人的阅读。

我心里一颤。

他把笔握了好久，握笔姿势像拿筷子。

最后，他写了两个字。

“江一。”

他写得很慢，每一个像临摹。

江，一。

江是李白的江，上面三点水，下面一个工，一点像要掉下去的雨。

我盯着这两个字。

我觉得我的生活开了一个小口子。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不配合社会谈恋爱这件事，甚至我不配合任何“正常”的生活。

我以为我逃开了别人的期待，就能活得轻盈。

结果我捡回一个又瞎又聋的少年。

我把纸翻过去，写下：我，南，乔，女，三十二。

写完我笑了。

我笑自己仿佛在相亲。

他又摸着我的字，指尖指腹在笔迹上来回，像一艘小船。

他抬头看我——不，他的眼睛对着我所在的方向。

他突然，用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一下。

“嗒。”

我愣了一下。

他听不见，但他知道有声。

也许，是在他另一个世界的声。

我当晚把他安置在客房。

客房里摆着一个折叠床，床垫薄得像饼，春天一来就从里面往外冒棉絮。

我把我那条最干净的被套拿出来，又拿出没拆封的枕套，套在旧枕头上，枕头太瘪，套出来像一个软掉的葫芦。

我也不知道他睡觉有没有习惯。

他站在床边，摸着床沿，像判断这是不是一块温暖的地。

我站在门口，犹豫。

我又回去端了半碗粥过来——中午剩下的，熬得粘粘糊糊，加了几片榨菜，我自己是能凑合的，他不一定。

他接过碗。

碗沿触到他手背的地方烫红了一圈。

他没出声。

他坐下。

他喝粥的样子有一种谨慎的优雅——这个词很矫情，但我找不到别的词。

他一口一口地喝，每一口都停一下，像在听一个看不见的声音。

我靠着门框看他。

我年轻的时候想当作家。

后来写了两年稿，被编辑骂了两年，骂我“老黄瓜刷绿漆”，骂我“装嫩不成反倒掉牙”。

我就不写了。

我把这股劲用在生活里，结果把生活也过成了稿子——弯弯绕绕，开头漂亮，结尾仓促。

现在这个少年像一个新句子，插在我的旧文章里。

我那晚睡得不好。

我听着隔壁房间极轻的呼吸声，那呼吸声被墙壁过滤成一条细水，断断续续。

我在被窝里翻了一次又一次，最后半夜起来倒了杯水，站在厨房里，从窗口看出去，邻楼里有个人也没睡，正对着电脑屏幕发呆。

我忽然觉得自己像多年以前在宿舍里，半夜起来偷吃饼干，害怕袋子发出塑料的响声的那个女孩。

第二天我给单位请了假。

是的，我还有一个单位。

一家不大不小的文化传播公司，说白了就是把品牌软文写得像人话，让用户愿意看完且不觉得被卖了。

我请假的理由是“家里有事”。

老板在电话那头嗯了一声，又叮嘱我一个客户的PPT要记得改，我说好。

我挂了电话，时间是早上八点四十。

江一还没醒。

我站在他的门口，没有敲门。

我在想，我为什么请假。

我可能只是害怕。

我害怕我出门之后，他从床上坐起来，摸索着，一步一步走到门口，握住那块光亮的铝合金门把手，拉开门，就像拉开一个世界，然后，走失。

我给他置了两件衣服。

我出门买的，不贵扎实的棉，深色，洗了不显旧。

我还买了剪刀，指甲钳，新的牙刷，卫生纸——这些都是你只要带着人进你的生活，就不得不备的东西。

我提着一大袋东西回家。

门口的鞋换成了那双裂口子的拖鞋，我不知怎么有点想笑。

我敲门，敲了两下，又敲一下。

这是我临时给他定的“密码”。

我不知道他听不听得见。

我敲了门，拿钥匙开了。

他站在玄关，正对着门，像一支哨兵。

他应该是靠震动感知到有人。

我把袋子放下来，指给他看，又夸张地做着换衣服的手势。

他看懂了。

他把旧衣服脱下来。

他的肩胛在阳光里亮了一下，很瘦。

我别开眼。

我给他拿来了剪刀，示意要给他剪头发。

他的头发打结了，像被风暴搅过的草丛。

他坐在椅子上，我站在他背后。

我第一次给人剪头发。

我每剪一下都很怕，掉下来的头发搭在他的肩上，轻轻地痒。

我拿着扫帚把发丝扫掉。

剪完了，头发短了，露出好看的后颈。

他摸了一下，嘴角往上抖了一下，不明显，但我看见了。

我突然很高兴。

像在游戏里打了一个小怪，跳出一个“经验+10”的提示。

我给他剪了指甲，指甲里有黑泥。

他把手递给我的动作很自然，我突然又有点想哭。

这是信任。

一个看不见也听不见的少年，把他的手递到我手里，一点点交给我。

我开动脑子想怎么跟他交流。

我上网搜了半天。

“聋盲人沟通方法”。

搜出来的答案看得我有点目瞪口呆。

手语不够用，盲文是一套，触摸手语是另一套，还有一种叫“手-手德语”的东西，我像被塞了一口学术荤段子。

我没有专业背景，我只是一个把生活过成稿子的女人。

我能做的，是简单的。

我做了一个我们俩专用的小词典。

我买了厚纸，把纸剪成一块块，用粗黑笔写字，写得大大的：

吃。

喝。

洗。

睡。

我把它们贴在墙上，排列成一个方阵。

我又在每一个字上做了一个简单的触摸标记，比如“吃”字旁边粘一粒米，“喝”字旁边贴一小块砂纸，“洗”字旁边缝一小段麻绳，“睡”字旁边贴一片柔软的布。

我把他的手带到墙前，让他摸。

他摸了一圈，手指在砂纸那里停了一下，他轻轻地笑了一下，仍然是嘴角抖的那种。

晚上我做了红烧肉。

我会做几个拿手菜。

红烧肉是其中一个，因为我爸拿“这才是家的味道”来逼我结婚，我气得学了一个月，把红烧肉做出18种版本，最后选了一个最像他。

你看，人就是这么矛盾，越是反抗，就越像。

我把锅盖打开，汤汁发亮，冒起的白雾熏得我眼睛酸。

我赶紧用锅铲把肉翻一翻，色泽漂亮，油亮亮的，像涂了蜂蜜。

我给江一夹了一块。

他嗅不到香味，但舌头是灵的。

他咬了一口，咬得很慢。

他嘴角的肌肉有一点点松弛。

他喜欢。

我心里一松。

我这个人，真没出息。

别人的一个眼神，一个小动作，我就能往里填十亩盛开的花。

我从第三天开始带他出门。

先去小区里走一走。

小区里的老人早晨打太极，穿着统一的练功服，脚踩在地砖上发出均匀的“刷刷”。

有几个老人看我们，眼睛里有好奇。

我笑着点头。

我踩着他的脚尖轻轻点一下，示意向左，他跟着我向左。

我们走到小区的角落，那里有一个垃圾屋，门口立着“厨余垃圾”的绿色桶，板蓝根味彻底散开。

我突然不好意思带他经过垃圾桶——好像我怕让我这个决定和恶臭联系在一起。

绕开。

我带他去公园。

公园里的长椅油漆脱落，露出木纹，木纹上写了一行字：“小马为小鱼所留，勿坐”。

我笑了一下，觉得可爱，觉得可怕。

我们在长椅边站着，旁边有人从广场舞场地过来，身上的香水味像奔跑的花。

有人碰到我们。

“哎呀不好意思。”

我说没事。

我在他手心里写字。

“风。”

我的指尖在他掌心里划一个“风”，他手心里有浅浅的茧。

他微微弓身，像去迎一个看不见的东西。

我又在他手心里写“树”。

他手心热了一下。

我觉得我们像两个原始的人，在发明一种属于我们的语。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个月。

我开始把他带去附近的点。

市场。

图书馆。

图书馆门口安保不让他进，我跟安保吵了一架，说“残障人士也有读书的权利”。

安保说“可他又看不见”。

我说“看不见就不能进吗？空调冷风还不能吹吹？”

安保被我这种逻辑气得一愣，我趁机带他进去，给他摸了一下书脊。

书脊上的字凸起，他摸着摸着，头轻轻靠在书架上，很安静。

你如果问我这两个月我最常感受到的情绪是什么。

不是慈悲，不是困顿，不是英雄主义的激情，不是孤独。

是好笑。

我总是被一些小小的细节逗笑。

比如他洗完手会把手在衣服上擦一擦——那是他以前留下来的习惯，我看着就想笑，觉得他像一个被偷懒偷坏的小孩。

比如他喝水前会先用杯沿摸一下牙齿——他在确认自己嘴的位置，我每次看见都忍不住嘴角翘，我觉得人类真的很聪明，哪怕他们没有眼睛和耳朵。

还有一次，我在厨房剥毛豆，我剥一颗，丢一颗，丢到碗里，会有一个很轻的“嗒嗒”。

他把头偏了一点，像在听。

我意识到他可能能感受到一些东西——不是声音，是震动。

于是我把桌子敲了一下。

他回头，嘴角动了一下。

我又敲了一下。

他走过来，在桌面上用手指也敲一下。

我们敲来敲去，像两只愚蠢的啄木鸟。

有天晚上，我做了梦。

梦里我是一个年轻的母亲，我在医院里哭，抱着一个孩子哭，孩子的耳朵里塞着白色的海，眼睛里漂着灰色的风。

我醒了，眼泪流进去变成了鼻涕，我用枕头把脸压住，怕他听到——不对，他听不到。

我忍不住笑了。

第二天，我们发生了第一次真正的冲突。

冲突来得很幼稚。

我在厨房里炒菜。

油锅里“滋滋”，我把葱丢进去，“嗞”的一声，油水劈里啪啦。

他站在厨房门口，我听见身后有脚步，很轻。

我转头，摆手，意思是厨房危险，出去。

他站着，没有动。

我又摆手，很夸张地摆，眉毛往上挑，嘴角向下压。

他还是不动。

我有点火了。

这火不是对他，是对自己。

我心里那个老脾气崩起来，像弹簧。

我放下铲子，走过去，抓住他的手腕，把他往外拉。

他挣了一下，很轻的那种回拉。

我当时没有意识到他在表达什么。

我以为他是在反抗我的权威。

我火就上来了。

我把他往外一推，他撞到门框，肩胛骨撞出了“咚”的一声。

我吓了一下，火又压了下去。

他抬头，我看见他眼里有的一种不像水也不像石头的东西。

他走了两步，又走回来。

他伸出手，去摸灶台。

我这才明白。

他想学。

他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油是热的，火是亮的，锅是重的，食物在锅里变色。

我的心“咯噔”了一下。

我脑子里冒出了一个词。

“控制。”

我是一个强控制的人，坦白点说。

我把生活切成块块，按颜色排列。

我把关系打上标签，按温度摆放。

那些走调的，我会搬出“为你好”塞回去。

我承认，我在这个瞬间，我想把他也塞回去。

他又伸手，去摸锅柄。

我猛地抓住他的手腕，发狠地摇头。

我做了一个很夸张的“不”的手势。

他停了。

我把他的手带到桌面。

我拿了一根胡萝卜。

我用刀在它的皮上刮了一下，让他触到那种“沙沙”的感觉。

我又把胡萝卜滚到他的掌心，让他感知圆滑。

我把刀放到一边，拿起削皮器。

我把削皮器放到他手里，手压着手，慢慢把皮削下来。

削皮器发出很细的“吱吱”。

他没听到，指尖颤了一点点。

我笑了。

我在他手心写字。

“你。可。以。”

我很少对人说这三个字。

我对我自己都很吝啬。

那天我写了。

他握着削皮器，慢慢削，一片一片。

胡萝卜变薄，橙色亮起来，像一条小河。

后来我们争吵越来越多。

争吵怎么会越来越多呢？

会。

当一个人开始拥有自己的意愿时，他就会和另一个人的意愿冲撞。

他喜欢把杯子摆成一排。

我喜欢把杯子按功能摆。

他喜欢把袜子叠成团。

我喜欢把袜子一只套一只，像两个恋人。

他喜欢在晚上在阳台上站着。

我嫌冷。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这些琐碎里碰撞。

有一次我气笑了。

我在阳台上看见他把我晾好的衣服移动了位置，我冲上去，手在空中比画，夸张，张牙舞爪。

他也张牙舞爪，还歪头，像一只不服气的猫。

我忽然笑出声。

我们都停住了。

我笑，他也笑，他的笑更轻，更慢。

我拿着夹子，啪，夹上。

他也拿一个，啪，夹上。

我们一人一夹，夹到最后，衣服在绳上像挂满的小旗。

这样的日子像是给我的三十二岁按下了一个重启。

我们成为“母子”的关系，是在第三年。

其实我们没有拿过任何证件，没有走过任何程序。

“母子”这两个字，是两个陌生的老太太塞过来的。

那天在市场买鱼。

老板把草鱼拿出来，“啪啪”拍在案板上，鱼尾还甩了一下。

我讨价还价。

我讨价还价的方式很简陋。

“少五块，拿两条。”

老板翻白眼。

边上两个老太太凑过来。

她们看着江一。

她们看他的时候眼神里有一种我不太熟悉的温柔——那是她们给婴儿才能拿出来的温柔。

“你儿子啊？”一个老太太问。

她没等我回答，又说，“长得高，瞧那样子，是个好人。”

“嗯。”我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说了“嗯”。

我像是把一个带刺的果实吞下去。

吞下去，喉咙被扎一下，胸口温了一会儿。

晚上回到家，我对着镜子看自己。

我说，“你疯了。”

我又说，“算了。”

我又说，“你就当你捡了个儿子。”

我第一次在笔记本上写下“儿子”两个字，写完又画了一个圈，像给自己画了一个护身符。

我没有问他。

我不知道要不要问。

我怕问了，他摇头。

我怕问了，他点头。

两种我都怕。

所以我就不问。

命名这个权力，有时候不是宣告，是安放。

我把“儿子”的词放在我的心里，把它放在我白天做饭时搁菜板的左上角，把它放在我晚上叠衣服时搁衣柜第二层的中间，把它放在我清晨上班路上过人行道时放长脚步的那一步。

我把它放在那里，让它待着。

我也开始学一些我以前不屑的事情。

比如做家访。

比如去政府部门填表。

我去社区问，有没有什么残障补助。

社区小妹说有，让我带他去进行评估。

评估那天我紧张得要命。

我带着他，从家里出门，穿过两条马路，坐两站公交，转地铁，出地铁，又走四百米，进一个灰白的大楼。

我一边走，一边在他手心里写字。

“快。”

“慢。”

“左。”

“右。”

他配合得很好。

评估室里坐着两个年轻人，还有一个戴眼镜的老师。

老师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我，微微叹了一口气。

我听见那个气从他鼻子里出来，我想象那气上面写着两个字：“唉呀”。

他问我，“你是家属？”

我说，“我是监护人。”

他抬头看我。

那一瞬间，我差点退缩。

“监护人”这三个字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官方场合说过。

我觉得我在偷一个身份。

我怕有人把我手背打开，把那三个字从我的掌心撕下来。

老师点点头。

他开始做一套流程，问了我很多问题。

我认真回答。

最后他拿出一个小铁棒，从桌子上轻轻敲了一下。

我看见江一的睫毛动了一下。

我说，“他对震动敏感。”

老师嗯了一声，在表格上写下“触觉敏感”。

这四个字让我不知道是要哭还是要笑。

评估做完了。

老师说，“等消息，三个月左右。”

我点头。

走出大楼，我在台阶上坐下，突然没力气。

他站在我身边，我们两个影子拉得很长，像两个伸不直的钓鱼竿。

我下意识在他手心写字。

“累。”

他握住我的手。

他用手指在我的手心写。

“我。也。”

他写得慢，笔画不太准确。

“我也累。”

我那天晚上喝了一杯酒。

我不常喝酒。

我怕自己在酒精里说出一些话，那些话扣出后来十年的回声。

我喝了，脸红成一片。

我在阳台上放了音乐。

他听不到。

我用手机贴在他的胸口。

他能感到那一点点节拍的震动。

他坐着，嘴角抬了一点点。

我们没有跳舞。

如果这是小说，这里应该有一个小小的舞蹈。

现实里我们没有。

我们坐在那里，像两块刚刚晾干的衣服。

生活像一把剪刀，一刀一刀，把我们的形状剪出来。

四年时，他开始写字写得快。

快，不是说他可以写一段很长很长的话。

是他的手在纸上不会再找寻太久。

他写“水”，不再多一横。

他写“米”，不再把四点变成三点。

他写“妈”，写得有点像“马”。

我没有纠正。

我反而把那张纸收起来，装到一个透明的文件袋里。

我把它放在最底下。

有些错误很可爱。

尤其是当那错误证明了某一种触摸的努力。

我也开始恢复写作。

是他看不见我的文字。

我知道。

但他的存在让我写字的时候不再油滑。

我的语言像干净的米我手工一颗颗挑过沙子。

我写的是他。

我写的是我们。

我用第一人称，我那些年极力压下去的情绪从纸背跑出来。

我去投稿。

我被拒了三次。

第四次有一个编辑给我打电话。

他没有寒暄，他只说了一句，“这篇，有火。”

我挂了电话，在厨房里对着一锅煮到半熟的面条把笑咽回去。

我没有告诉江一。

我只是多煮了一颗鸡蛋。

我剥了，剥皮的时候把蛋白剥破了一块，露出黄，像太阳从云里挤出来的样子，露了一点，又被我按回去。

我给他夹了半个。

他夹着，嘴角抬了一下。

五年这件事，是在我三十七岁那年过春节那天被提出来。

我们没有去哪里。

我妈给我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回老家。

她没有再逼我结婚了。

她说，“你那个孩子，带回来看看？”

她的“你那个孩子”像一个折叠，我听出了两层意思，一层是“你竟然养了一个孩子”，一层是“好吧，那算你的孩子”。

我说，“他又瞎又聋，路上辛苦。”

我妈沉默了一会儿。

她说，“那算了，等天气好了再说。”

我挂了电话，站在厨房里，手里拿着一把菜刀。

那把刀我用了四年，刀柄出了一点儿毛刺。

我把刀放下。

我在他手心写字。

“过年。”

我用两个字说了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

他点头。

我在纸上写，我们吃饺子。

他写，饺子是什么。

我画了一个圆。

又画一个。

像两个耳朵。

他摸着，摸到的是凹凸。

我给他包。

我把猪肉、韭菜、葱花剁在一起，剁得很细，很快。

我伸手拉着他的手，把饺子皮放在他的掌心，算准中心的位置，用勺子挖馅儿放进去。

我用手指示范捏边。

他试了一次，捏出一个奇怪的形状，像一个瘪掉的荷包。

我笑了。

我在他手背上点了一下，意思是好。

我撒了点面粉在案板上。

我想起我爸以前包饺子的样子，他喜欢把饺子排成一排，整整齐齐，像士兵。

五年了。

五年。

这两个词在我心里滚。

这五年我捡了一个人，又被这个人捡了回去。

我不婚主义的我，讲一个笑话给你听。

“我不结婚，但我成了‘妈’。”

有一天，我带他去江边。

江一，江边。

这名字最早是他写给我的。

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他的本名。

但我知道这是他愿意给我的名字。

江边的风很大。

风把我们的外套吹成鼓鼓的，像两只要飞起来的风筝。

我在他手心写字。

“江。”

“风。”

“我。”

“你。”

他的手指收了一下，又把我的手握得更紧。

我突然想到我二十八岁那年，跟人谈过一次恋爱。

那人爱喝酸奶，喜欢睡懒觉，讲起理来像拉清单，我最后跟他分手，是因为他要求我把我所有的社交账号密码给他。

我说，“不行。”

他愣了一下，以为我打趣，又笑。

我没笑。

我后来写过一段话，写给我自己。

“你不要把钥匙给任何人，即便他叫自己你的爱。”

我现在把钥匙给了一个又瞎又聋的少年。

钥匙是我的生活的钥匙。

我把他放进了我衣柜的第二层，让他学会我的洗衣液的瓶口按下去要四下；我把他放进了我厨房的抽屉里，让他知道刀放左边，筷子放右边；我把他放进了我的过去里，让他的手摸过我的坏记忆，把那些刺过我脸颊的玻璃碎片一片一片包起来。

我自相矛盾地在这五年里成长了。

我开始懂得我不是靠拒绝来坚固的，我是靠接纳来坚固的。

当然，生活不会因为你说了一句漂亮话就轻易对你松手。

五年里，我们遇到了很多糟心。

比如有一次在地铁上，一个男人挤我们，他口罩戴在下巴上，呼吸像一口热鱼腥。

他伸手把江一往一边推，嘴里骂，“瞎！”

那“瞎”不是一个形容词，是一块泥，拍在人的脸上。

我气得说不出话。

气得我脑子里的血全冲到脸上，耳朵里“嗡嗡”。

我咬着牙，说，“你才瞎。”

他瞪我，骂了一句“神经病”。

我更想笑了。

我不是很会吵架，我很少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跟人扯嗓子，但那天我说了一句特别准确的话。

“你嘴臭。”

他愣了一下。

可能是因为我这句太生活了，太没有文学了，太像菜市场了。

他骂不过我，退到一边去。

我心里一松，又有点难过。

我没必要带着一个人生活，结果我还是要挡在他的前面，像一块挡泥板。

也有好笑的。

比如有一次我带他去理发店修一下我第一次给他剪的坑坑洼洼。

理发师是一个年轻女孩子，扎着高高的马尾，口红涂得很红，笑起来像被擦亮了一下。

她很温柔，她慢慢跟他比划，先拿梳子在他手心里划，告诉他要动什么地方。

我在旁边看着，突然想起我十八岁那年也有一个朋友，喜欢把我的手掌摊开，给我写字。

“你很吵。”

她写。

我哈哈大笑，“你才吵。”

我们已经十年没联系了。

等剪完，理发师给他看后颈，拿出一面镜子，让他用手摸摸后面。

他笑。

那天我给理发师多付了二十块。

理发师摆手，说“不用”。

我硬塞。

我说，“这二十块，是谢谢你尊重他。”

她愣了一下。

她笑，“你俩很像。”

我问，“像什么？”

她想了想，说，“像两种同类。”

我会记得这句话很久。

第五年夏天特热。

热得晚上空调开到二十六度还觉得空气像蜂蜜。

我去菜场买西瓜。

摊主拿起一把生锈的刀，“咔唧咔唧”砍，两半西瓜开出来，红得发黑，籽像一排排小号的眼睛。

我挑了一个，不太大，够两人吃。

回家的路上风像从蒸笼里舀出来的。

我走到城轨桥下，看见十六年前我捡到他的那块墙。

“拆”字换成了一条标语。

“文明城市，共建共享。”

我停了一下。

我抬头，看着那条标语上面拉的线，线上的灰吊下来，像一串串小人字。

我突然有点恍惚。

我在这五年里，看见了别人的动荡，听见了很多挺过来又倒下去的声音。

我自己没什么大风大浪，但也能随便抖出一堆“唉”的事。

比如我爸。

他去世了。

他病得不重不轻，拖了半年。

我是他住院那天晚上接到电话的。

我去看他，他脸上肌肉缩了，像一个被晒坏的橘子。

他说写东西没出息。

他还是不肯承认我做的事有价值。

我没有哭。

我把他手里的毛巾挪正。

他最终走了。

我妈妈在葬礼上哭得像一只失去方向的鸟。

我那天没有带江一去。

人太多。

我知道他的神经会被压得过敏。

我在他手心写字，“外公走了。”

他写，“你。哭。”

他的字又错了，他把“哭”写成了“品”。

我握住他的手。

“我。不。哭。”

我没有哭。

这不是强。

这只是我的方式。

我把哭藏在洗衣机的泡泡里。

我把它藏在切葱时被呛得一抬头的那一瞬。

我把它藏在冬天半夜起床喝水时光脚踩在地砖上的一声“咔”。

五年快满的时候，我们搬家。

合租房拆了，房东要卖。

我去看了几个房子，租金越看越高。

我最后挑了一个小一点的，两室一厅。

我拿钥匙，开门，地板是新的，淡黄色，墙很白，空荡荡。

我踩进去，脚步的声音被放大了，空空的。

我在里面绕了一圈。

我在空气里画面积。

这边摆床。

这边摆书架。

这边放餐桌。

这边——留给他。

我把窗子推开。

风把窗帘吹进来，像一个人的手臂。

我回头，看见他站在门口。

他不进。

他停在那里，像一个过河之前的兽。

我走过去。

我把他的手放在门框上。

我在他手心写。

“家。”

他把门框摸了一圈。

木纹在他的指腹下滑过去，细细的，刺丝丝。

他笑。

我们搬家那天累得像一堆小虫。

我坐在地上，一屁股坐出一片汗。

他在旁边蹲着，手里拿着一把小螺丝刀，正在组装一个IKEA的架子。

我看着他。

我想起我第一次把他拖出雨里。

五年。

像在一张纸上用铅笔画了一条线，线有的地方粗，有的地方细，有的地方断了又接上。

我给他买了一只小橡皮。

我把橡皮放在他的枕头边。

我在他手心写。

“错。”

“可以。”

“擦。”

“再。”

“来。”

他说不了话。

他听不到。

他看不见。

他用他的手指回我。

“你。”

“也。”

“可。”

“以。”

这就是我们这五年的全部逻辑。

在新家第一天晚上，我把窗帘拉开。

外面有一棵树，叶子很近，几乎贴着玻璃。

风一吹，叶子“沙沙”。

我知道他听不到。

我把他的手带到玻璃上。

玻璃在风里有很细很细的震动。

他贴着，笑。

第二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出版社。

他们要把我那篇文章出成一本书的一个篇章。

我紧张得说话打结。

我挂了电话，去卫生间，对着镜子练了五遍“谢谢您”。

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被上帝开了一个玩笑的孩子。

我走出来。

我没告诉他。

不是我要藏。

是我突然意识到——他不需要知道我在别人的眼里被认可。

他只需要知道我在我们这小小世界里被需要。

我在他手心写。

“今天。”

“吃。”

“面。”

“加。”

“肉。”

他笑。

我去厨房擀面。

擀面的时候我想了很多。

比如我三十岁那年的吵架，我三十二岁那年的雨。

比如我妈妈今年突然跟我说，“你要注意身体。”

比如我以前那个喜欢把手伸进我的手心写“你很吵”的女孩，可能此刻也在别的城市里跟她的孩子说晚安。

我又想了一点点——非常轻的一点点，我不想承认那是带着野心的。

我想，总有一天，我要把我们的故事写下来。

不是为了让人夸我勇敢。

不是为了让我当“榜样”。

是为了把这些小小的触摸放在字里，像把米洗干净，再把它们晾晒，让它们在别的人的阳台上也晒一晒。

我把面下锅。

面在水里翻滚，水“咕嘟咕嘟”。

我看了一眼他。

他在客厅里，手在触摸新的茶几的边缘，指尖在木纹里走。

我突然觉得这五年我像在搭一个桥。

桥的另一头，不知道通到哪儿。

在这个桥上，我学会了不看远方，只看脚下。

脚下，有一块砖，一块砖。

那天晚上我们吃完面，他把碗拿去洗。

他洗碗这件事真的是从第三年才学会的。

之前他总是把碗摔了，或者洗半天一看还是油。

我也会摔碗。

我第一次为了一个摔了的碗哭，是在二十五岁那年，一个黑夜，我摔了碗，站在厨房里，脚边满地瓷片，我突然觉得我这一生不配拥有完整的东西。

那天他洗得很干净。

我在他手心写字。

“你。”

“厉害。”

他写。

“你。”

“也。”

“厉害。”

我们互相夸。

我们像两个把彼此从雨里拉出来的人，站在阳台上，拍彼此肩膀。

接下来，故事也不是就一直这么顺。

你以为我在这里要写一个大的起落，是吗？

比如他突然有了亲人要来认，或者他身体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我遇到一个恋爱对象，我在两难里挣扎。

没有。

我没有写，是因为没有发生。

我的生活是一个手工。

我和他每天都在做一点点，不漂亮，不让人屏住呼吸。

但它是扎丝的，它有模拟出来的毛刺，你摸，会扎到。

有一天晚上，我梦见他开口说话。

他说，“妈。”

一声。

软软的，像一颗刚剥掉皮的栗子，热的。

我被这个梦吓醒了。

吓不是怕，是被幸福吓。

我坐起来，出了一身的汗。

我去阳台。

我看见我们晾的一排衣服，风很小，它们只动了一点点。

我突然想起三年前和他在阳台上一起夹衣服的那晚。

我心里有一种安静、慢慢铺开的热。

第二天我没有告诉他这个梦。

我给他煮了一个水蛋，蛋黄正好。

我把半个给他，半个给我。

我把我的半个掰成两口，心里念了一句，“平安”。

平安是个老词。

我以前不喜欢这种老词，我觉得它没有文学。

现在我觉得它比所有的漂亮词都实用。

它像一根棉线，顺着生活缝合你的破损。

有人问我。

“你不婚，是因为怕责任吗？”

我本来盘着所有可以用于反驳的词。

比如“婚姻是社会制度”。

比如“自由是更高的价值”。

比如“责任不与婚姻绑定”。

结果我现在的答案很简单。

“不。”

“我只是喜欢我给出的那种责任，不喜欢给错的。”

这话说出来有点拗。

但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喜欢我和他之间这种小心翼翼却坚定的责任。

我喜欢这种责任不是法律条文给我的，它是我们用五年的晚饭、早起、揉面、剪指甲、换灯泡换出来的。

它是我半夜起床盖他被子时我手背上的凉，它是他把杯子洗干净的时候碗沿上亮出的一圈光。

有一次我们去看海。

海边的人不多，风把沙子打在脚踝上。

我把他的手放在沙子里。

他动了一下。

沙子凉。

他用指节在沙里找，找到一块小小的石头。

他拿出来，放在我的手心。

我把它放进口袋。

我回家把那石头放到书架第三层的左边。

它在那里，像一个秘密。

五年结束的那个晚上，我把家里的灯都开了。

客厅，卧室，厨房，阳台。

灯光把家铺开，像一张无声的音乐。

我炒了三个菜。

一个是红烧肉。

一个是清炒油麦菜。

一个是西红柿炒鸡蛋。

我煮了一小壶米酒，加了几颗枸杞。

我把杯子放在他手边。

我在他手心写。

“五。”

“年。”

他把我的手翻过来。

他写。

“还。”

“要。”

“再。”

“多。”

我忍着笑。

我又有一点想哭。

他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

我没想到。

是那天我们去海边捡的那块小石头。

我说，“这个我放书架上了，你怎么有？”

我反应过来——他一直有两块。

他把它放在我掌心。

他写。

“给。”

“你。”

“永。”

“远。”

他把“远”写得像“园”。

我握住了它。

我说，“好。”

那一刻我了解了一种我以前从小说里读不到的东西。

是缓慢的，厚的，朴素的幸福。

没有烟花，没有热吻。

只有两个人在灯光下，用手掌写给彼此的话。

有小朋友问我。

“阿姨，你会结婚吗？”

我笑。

我说，“我不婚。”

他又问，“那你以后会有孩子吗？”

我看着茶杯里的光。

我说，“我已经有了。”

他不懂。

他把头歪了一下。

我也不解释。

有些关系说出来会被缩小。

我愿意它在我的生活里像一条曲线，它绕一点，绕开别人的眼光，绕到我的心里，绕成一个圈。

有一次天气预报说有雨。

我去阳台收衣服。

我看着远处的云压下来，像一块厚厚的棉被。

我心里突然有一个荒诞的念头。

如果那年雨没下。

如果我那天没有路过那个桥洞。

如果我的伞没有漏水让我往里缩了一步。

如果他没有穿那双裂口子拖鞋，整个人的那种破损没有在我的眼里被放大。

如果我没有这双手。

如果我没有这颗心。

我摇摇头。

我想起一个我很喜欢的句子。

“这个世界不需要假设。”

它只需要我们在现实里伸出手。

所以我伸了手。

我把衣服收完。

我把窗子关上。

雨来了，很大。

我走回客厅。

他坐在那里，手里拿着一张纸。

他说不了话。

他把纸递给我。

上面有四个字。

歪歪扭扭。

“妈，吃饭。”

我笑出声。

我说，“好。”

我去厨房，开火。

油下去，“嗞”。

我把葱丢进去，站在一个五年前的动作里，像站在一个咒语里。

旁边，他站在我的左侧，伸手去拿削皮器。

我把削皮器递给他。

我们两个，在一个普通的、有点旧、有点新、有时候阴天有时候晴天的家里，做一顿再普通不过的晚饭。

我知道以后还会有麻烦，麻烦像一根针，会突然扎一下。

我也知道以后还会有好笑的事。

我们会因为袜子怎么叠再吵一次。

我们会因为哪一张卡的支付绑定哪个手机争论半小时。

我们会因为到底是先洗碗还是先扫地互相瞪眼。

我们会老。

我们会慢。

我们会在一个很普通的夏天，坐在阳台上，吹风。

我们会继续发明我们的词。

比如，他把我的手握在手里，在我的掌心写：

“有。”

“你。”

“很。”

“好。”

我回他。

“我。”

“也。”

“觉。”

“得。”

我不婚。

但我肯定不是不爱。

我只是把爱分成了很多小小的、可以落在手心里的动作。

它不像大浪，它像雨。

它不砸你。

它把你慢慢打湿。

我写完这些，时间是深夜十一点四十七。

客厅里的灯没有关。

他已经睡了。

我去给他掖一下被角。

他侧着身，手里握着那块小石头。

我用指尖碰了一下。

我在他手背上，轻轻地，写了两个字。

“晚安。”

他呼吸均匀。

窗外雨还在下。

这一场雨，比五年前小一点。

但声音一样。

不，是震动一样。

我把手放在窗上。

我想起第一次带他摸玻璃的那天。

我笑了一下。

我转身，关灯。

灯灭的瞬间，我听见自己心里的声音。

它说，“谢谢你。”

我不知道是对谁说的。

可能对五年前站在雨里的我。

可能对现在躺在床上的他。

也可能，对那场老天随手撒下来的雨。

我躺下。

我还年轻，但我不再用“年轻”的那套词。

我用的是日常。

我用的是柴米油盐。

我用的是“妈，吃饭”。

我用的是“晚安”。

第二天早晨，我去买菜。

菜贩子的吆喝里多了一个字，“新”。

新蒜，新姜，新豆角。

我提着菜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经过那个城轨桥。

“文明城市，共建共享”这条标语下面，贴了一张公益海报，烂了一半，剩下的半边写着一个我以前会吐槽的词：

“爱心。”

我没有吐槽。

我把菜提紧了一点。

我上楼。

开门。

玄关里那双旧拖鞋，已经换成了我们前天一起在街边买的那双深蓝，鞋面有一些不起眼的小白点，是我故意挑的，像星星。

我笑。

我把菜放下。

我喊——不，我走过去，在他的手心写。

“回。”

“来。”

他回我。

“吃。”

“饭。”

日子，就是这个节奏。

重复。

递进。

有时候反问，有时候感叹。

有时候短促，有时候绵长。

没有模板。

没有大词。

有火。

有水。

有你。

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