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我作为留学生，见证了柏林墙的倒塌，一个时代结束了

十一月的柏林，天漏了。

铅灰色的云，沉甸甸地压在城市上空，像是要把整个世界都闷死在里面。

我缩在学生宿舍的窗前，哈出一口白气，看着窗玻璃上凝结的水珠慢慢滑落，像一道泪痕。

来西柏林已经一年了。

同济大学建筑系的公派留学生，听上去光鲜亮丽，像个人物。

实际上呢？

兜比脸干净。

每个月领着国家发的马克，一半交房租，剩下的一半，得掰成三十份，小心翼翼地花。

想家，想得骨头缝里都疼。

想念食堂里五毛钱一份的红烧肉，想念夏天傍晚燥热空气里哥们儿递过来的一瓶冰啤酒，甚至想念导师那张总也舒展不开的、写满“恨铁不成钢”的脸。

在这里，我什么都不是。

一个黄皮肤的、沉默的影子，穿行在日耳曼人高大、疏离的身影里。

“嘿！李！”

门“砰”地一声被撞开，我的德国室友克劳斯像一阵风似的卷了进来，脸上带着一种神经质的亢奋。

他是个艺术生，学雕塑的，头发永远乱得像个鸟窝，身上总有股松节油和颜料混合的味道。

“你又在进行你的东方冥想了？”他夸张地做了个盘腿打坐的手势。

我没理他，眼睛还盯着窗外。

一辆黄色的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像一条疲惫的铁皮虫子。

“看新闻了吗？东边！莱比锡！又是大游行！”克劳斯把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音量开到最大，新闻播报员德语说得像机关枪。

我听得半懂不懂，但“莱比锡”、“示威”这几个词还是抓住了。

又是这些。

这两个月，整个城市都像个高压锅，盖子“嘶嘶”作响，随时都要炸开。

我有些烦躁。

说实话，我对这些“历史”提不起半点兴趣。

今年夏天发生的一切，已经耗尽了我对宏大叙事的所有热情。

我现在只想安安稳稳地读完书，拿到学位，然后回家。

“你不激动吗？李！墙！那堵该死的墙！它可能要撑不住了！”克劳斯在我面前挥舞着拳头，眼睛亮得吓人。

我瞥了他一眼，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建筑结构力学》。

“一堵钢筋混凝土墙，设计寿命至少五十年。这才二十八年，早着呢。”我淡淡地说。

克劳斯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我。

“上帝啊，你真是个无趣的中国人。你身体里流的是混凝土吗？”

我翻开书，指着上面的一个公式。

“不，是这个。它比你们的政治可靠多了。”

克劳斯泄了气，一屁股坐在他的床上，那张床立刻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呻吟。

宿舍很小，两张床，两张书桌，就塞满了。我的这边整整齐齐，书本码成一条直线。他那边则像个垃圾场，画稿、颜料、揉成团的脏衣服，还有不知道放了多久的香肠面包。

我们之间，也像隔着一堵墙。

一堵无形的，文化和经历的墙。

他不懂我为什么会对政治如此冷感，甚至可以说是恐惧。

我也不懂他为什么会对那些虚无缥缈的口号如此狂热。

自由？

自由是什么？

是可以在超市里买到几十种香肠，还是可以站在大街上咒骂政府？

或许都是。

但对我来说，自由是能安安稳稳吃上一顿饱饭，是能给远在上海的父母写一封信，告诉他们我一切都好。

仅此而已。

电视里还在吵嚷。

克劳斯又开始坐立不安，在狭小的空间里踱步，像一头困在笼子里的熊。

“我得出去看看。”他抓起一件满是油彩的夹克。

“去哪？”

“勃兰登堡门！或者查理检查站！随便哪里！空气里都是变革的味道，你闻不到吗？”

我闻到的只有他身上一个星期没洗澡的酸味。

“我不去。”我把视线重新投向书本，“明天还有课，施密特教授的课，我可不想挂科。”

克劳斯停在门口，回头看我，眼神里混杂着失望和一丝怜悯。

“李，有时候，有些事情，比学位更重要。”

他说完，带上门走了。

房间里瞬间安静下来。

只剩下电视机里播音员冰冷的声音，和窗外永不停歇的雨声。

我盯着那个复杂的力学公式，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克劳斯的话，像一根小小的刺，扎在我心里。

比学位更重要的事情？

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爸妈为了让我出国，几乎借遍了所有亲戚。

我身上背着的，不是什么狗屁理想，是沉甸甸的期望，是整个家庭的未来。

我输不起。

我关掉电视，拉上窗帘，用被子蒙住头。

世界很吵，我想睡个觉。

第二天，天还是阴沉沉的。

施密特教授的课一如既往的枯燥，但逻辑严密。

他是个典型的德国老头，严谨，刻板，一丝不苟。但他很喜欢我，因为我的作业永远是全班最工整、计算最精确的。

课间休息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一边。

“李，最近还好吗？”他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

“很好，教授。”

“外面的事情……没有影响到你吧？”他指了指窗外。

我摇摇头。

“我只关心学习。”

施密特教授看着我，灰色的眼睛里有一种洞察一切的温和。

“你是个好学生，李。但你也是个年轻人。”

他顿了顿，声音压得很低。

“我年轻的时候，也经历过战争。我们以为世界永远不会变好了。但是，孩子，你要记住，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好的不是，坏的也不是。”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走开了。

我站在原地，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这些德国人，怎么一个个都跟哲学家似的。

下午没课，我去了一趟东柏林。

每个月，我都会去一次，不是为了观光，而是为了省钱。

东柏林的物价比西边便宜太多了。

一样的面包，价格能差一半。

坐着地铁S-Bahn，穿过那道墙，感觉就像穿越了时空。

西柏林的站台，灯火通明，广告牌五光十色，空气里都是香水和咖啡的味道。

东柏林的站台，昏暗，陈旧，只有几盏光秃秃的灯泡，空气里是消毒水和一股淡淡的煤灰味。

出了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

街上人很少，车也很少。

偶尔开过的，是那种被称为“特拉贝特”的塑料外壳小汽车，冒着蓝色的烟，发出拖拉机一样的噪音。

所有建筑都是灰扑扑的，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红砖，像一道道干涸的伤口。

我轻车熟路地走进一家国营商店。

货架上东西不多，但摆放得整整齐齐。售货员是个中年大妈，面无表情，像个机器人。

我买了黑面包，土豆，还有一小块黄油。

结账的时候，我用我蹩脚的德语问：“可以用西德马克吗？”

大妈抬起眼皮，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不收。我们有自己的钱。”

她的眼神里，有一种被冒犯的、固执的骄傲。

我只好拿出东德马克。那是我用西德马克在黑市上偷偷换的，汇率高得离谱。

提着购物袋走在街上，我总感觉背后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

这里的每个人，似乎都有一种高度的警惕性。他们走路很快，目不斜视，脸上没什么表情。

我拐进一条小巷，想抄近路回车站。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钢琴声。

肖邦的《夜曲》。

琴声从一栋旧公寓楼的二楼传来，断断续续，带着一点生涩，但很认真。

在这样一个萧瑟的下午，在这样一个压抑的城市里，这琴声像是一束微弱的光。

我鬼使神差地停下了脚步，抬头望去。

窗户开着一条缝，米色的窗帘被风微微吹动。

我能看到一个女孩的侧影，金色的长发扎成马尾，随着弹奏的节奏轻轻晃动。

我站在那里，听了很久。

直到一曲终了。

琴声停下，那女孩好像也发现了我。

她走到窗边，隔着几十米的距离，好奇地看着我这个陌生的亚洲面孔。

她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像柏林雨后的天空，清澈，又带着一丝忧郁。

我有些窘迫，像个偷窥者被当场抓获。

我冲她有些笨拙地笑了笑，点了点头，然后转过身，快步离开了。

回到西柏林，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

克劳斯大概又去参加什么集会了。

我啃着从东柏林买回来的黑面包，又干又硬，剌嗓子。

但我的脑子里，却一直回响着那段肖邦的夜曲，和那双蓝色的眼睛。

那个女孩，她叫什么名字？她过得好吗？

她是不是也梦想着墙的另一边？

墙。

这堵墙，我每天都能看到它。

从我的宿舍窗户望出去，就能看到远处那道灰色的、丑陋的线条，上面布满了涂鸦，像一道无法愈合的巨大伤疤，横亘在城市的心脏。

它不只是一堵墙。

它是一种日常。

是一种你不得不接受的、荒诞的现实。

几天后，我又去了东柏林。

还是那条小巷，还是那栋公寓。

我没有听到钢琴声。

我在楼下站了很久，像个傻子。

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楼门开了。

一个穿着旧风衣、抱着一堆书的女孩走了出来。

是她。

她也认出了我，脚步顿了一下，蓝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

“你好。”我鼓起勇气，用德语打招呼。

“你好。”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点警惕。

“我……我上次听到你弹钢琴。”我指了指楼上，“弹得很好。”

她的脸微微红了。

“谢谢。我还在学。”

一阵尴尬的沉默。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的德语词汇量，不足以支撑一场有深度的对话。

“你是……中国人？”她先开了口。

我点点头，“是的，留学生。”

“在西边？”

“嗯。”

她的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向往，但很快就掩饰了过去。

“我叫安雅。”她说。

“我叫李枫。”我说。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安雅是洪堡大学的学生，学文学。

她的梦想是当一名医生，但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她被调剂到了文学系。

“我父亲……他年轻的时候说过一些不该说的话。”安雅说起这些时，语气很平静，但我能感觉到那平静下面压抑的无奈。

我们开始偶尔见面。

每次都是在我去东柏林采购的时候。

我们会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一会儿，或者在某个不起眼的咖啡馆里喝一杯淡得像水的咖啡。

她会问我西柏林的生活。

“听说你们的超市里，有几十种香肠？”

“听说你们可以随便买到美国的摇滚乐磁带？”

“听说……你们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她的问题，总是那么具体，那么天真。

我告诉她，是的，都有。

但我没告诉她，那些香肠很贵，我一个月也舍不得买一次。

我也没告诉她，那些摇滚乐很吵，我更喜欢听邓丽君。

我更没告诉她，我可以去任何地方，但我哪里也不想去，我只想回家。

我们的谈话，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政治”。

但政治就像空气，无处不在。

我们聊着聊着，会突然看到一队巡逻的士兵走过，谈话就会戛然而止。

我们坐在公园里，总觉得旁边长椅上那个看报纸的老人，在竖着耳朵听我们说话。

那种无形的压力，让我喘不过气。

有一次，我给她带了一块西柏林的巧克力。

是很普通的那种，牛奶巧克力。

她接过去，小心翼翼地剥开锡纸，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

然后，她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那种纯粹的、不加掩饰的喜悦，像个孩子。

“太好吃了。”她小声说，“比我们的好吃太多了。”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很心酸。

一块巧克力而已。

就因为一堵墙，被赋予了 এত多的意义。

克劳斯变得越来越狂热。

他几乎不去上课了，每天都泡在各种集会和讨论会里。

宿舍里堆满了各种传单和海报。

“李！加入我们！这是创造历史的时刻！”他总是试图说服我。

“历史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反问他，“历史能让我毕业吗？”

“你太自私了！你只想着你自己！”他指着我的鼻子说。

“对，我就是自私。”我承认了，“我不像你，克劳斯。你生在西柏林，你有德国护照，你有选择的权利。我呢？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小心翼翼，才能保住我现在拥有的一切。”

我们大吵了一架。

他说我是被洗脑的懦夫。

我说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理想主义白痴。

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

那晚，他没有回宿舍。

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第一次失眠了。

我在想，我是不是真的错了？

是不是真的像克劳斯说的那样，自私，懦弱？

我想起安雅吃到巧克力时发光的眼睛。

我想起施密特教授说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

我想起今年夏天，在国内，那些和我一样年轻的脸，那些充满了理想和热情的眼睛。

然后，是恐惧。

无边的恐惧。

我怕了。

我真的怕了。

我只想当一只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

十一月九日。

一个看似普通的日子。

天气依然很糟，阴冷，潮湿。

晚上，我正在图书馆赶论文。

克劳斯突然冲了进来，像一头发疯的公牛。

“李！快走！跟我走！”他一把抢过我的书，拉着我就往外跑。

“你干什么！我论文还没写完！”我挣扎着。

“别写你那破论文了！墙要倒了！墙真的要倒了！”他语无伦次地喊着，力气大得惊人。

图书馆里所有人都朝我们看过来。

我被他拖着，一路跑出图书馆。

外面已经乱成一团。

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同一个方向，脸上带着一种混杂着难以置信和狂喜的表情。

到处都是汽车鸣笛声和人们的呼喊声。

“去哪？”我被这阵势吓到了。

“勃兰登堡门！”克劳斯的声音在发抖，不知道是冷的还是激动的。

我们挤上一辆公交车。

车上挤得像沙丁鱼罐头。

每个人都在谈论着同一件事。

“你听说了吗？沙博夫斯基在记者会上说……”

“立即生效！他说的是立即生效！”

“我的天，这是真的吗？”

一个胖胖的德国大妈，激动得满脸通红，抓着我的胳膊使劲摇晃。

“小伙子！我们自由了！我们终于自由了！”

她的德语我听懂了，但我完全无法理解她的情绪。

我像一个局外人，被卷入一场我不懂的狂欢。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墙要倒了？

怎么可能？

那堵由钢筋混凝土、铁丝网、瞭望塔和荷枪实弹的士兵组成的怪物，怎么可能说倒就倒？

这不符合力学原理。

我们被人群裹挟着，朝着勃兰登堡门移动。

离得越近，人越多。

整个西柏林，仿佛都倾巢出动了。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异的味道，汗水、酒精，还有一种叫做“希望”的东西。

终于，我们看到了那堵墙。

墙下，黑压压的，全是人。

墙上，也爬满了人。

他们挥舞着旗帜，有西德的，有东德的，还有各种看不懂的标语。

他们唱歌，喝酒，拥抱，哭泣。

像一场盛大的、荒诞的派对。

墙的另一边，也是一样。

我能看到东德的士兵们，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他们的枪还在，但他们的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冰冷和戒备，只剩下茫然。

克劳斯已经彻底疯了。

他爬上一个废弃的岗亭，脱下夹克，在头顶疯狂地挥舞，声嘶力竭地喊着我听不懂的口号。

我站在人群中，感觉自己渺小得像一粒尘埃。

我被周围巨大的声浪和情绪包围着，却感觉无比的孤独。

我突然很想找到安雅。

她现在在哪里？

她知道这个消息了吗？

她是不是也在墙的那一边，和这些人一样，又哭又笑？

我开始在人群中艰难地移动，试图靠近那堵墙。

人们用各种工具，锤子，凿子，甚至只是石头，在敲打着墙体。

“砰！砰！砰！”

那声音，沉闷，执着。

每一声，都像是敲在历史的心脏上。

混凝土碎屑四处飞溅。

一个男人，用一把大铁锤，奋力地砸着墙。

他每砸一下，就大吼一声。

吼声里，有愤怒，有压抑，有释放。

我看到他哭了，眼泪和汗水混在一起，流过他满是灰尘的脸。

我终于挤到了墙边。

我伸出手，触摸到了那冰冷的、粗糙的墙面。

就是它。

这堵墙，分割了城市，分割了国家，分割了无数个家庭。

也分割了我和安雅。

就在这时，墙的某个地方，被砸开了一个缺口。

一开始很小，只能容纳一个人爬过去。

然后，缺口越来越大。

墙那边的人，和墙这边的人，通过那个缺口，看到了彼此。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

然后，是震耳欲聋的欢呼。

人们像潮水一样，从那个缺口涌了过去。

西边的人涌向东边，东边的人涌向西边。

他们拥抱在一起，不管认不认识。

一个东德打扮的老太太，和一个西德的朋克青年，抱头痛哭。

一个穿着士兵制服的年轻人，被一个西德姑娘塞了一瓶香槟，他犹豫了一下，仰头就喝。

我站在那里，看着这一切，像在看一部超现实主义的电影。

我感到有人在拍我的肩膀。

是克劳斯。

他从岗亭上下来了，眼睛红红的。

“看到了吗？李！看到了吗！”他指着那个缺口，“我们做到了！我们他妈的做到了！”

他递给我一瓶啤酒。

我接过来，喝了一大口。

冰冷的液体滑过喉咙，我却感觉浑身都在燃烧。

“走！我们过去看看！”克劳斯拉着我。

我们随着人流，穿过了那个缺口。

脚下的土地，从西柏林，变成了东柏林。

感觉……没什么不同。

一样的土地，一样的空气。

但所有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重获新生的表情。

我四处张望，徒劳地寻找着安雅的身影。

人太多了。

每个人都在移动，在呼喊。

我像大海里的一叶扁舟。

突然，我听到了我的名字。

“李枫！”

那声音，穿透了所有的嘈杂，清晰地传到我的耳朵里。

我猛地回头。

在不远处的人群中，我看到了她。

安雅。

她也看到了我。

她的头发乱了，脸上还有泪痕，但那双蓝色的眼睛，在混乱的夜色里，亮得惊人。

我们朝着对方，奋力地挤过去。

人群像是要把我们冲散。

但我们的眼里，只有彼此。

终于，我抓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很冷，还在微微发抖。

我用力地握紧。

我们什么话也没说。

只是看着对方。

周围是山呼海啸般的欢呼，是香槟开启的“砰砰”声，是锤子敲击墙体的声音。

但在我们之间，世界是安静的。

我看到她笑了，眼泪却流了下来。

我也笑了。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笑。

也许是因为，在这一刻，我不再是一个局外人。

我伸出手，擦掉她脸上的眼泪。

“我给你带了巧克力。”我说。

我的德语，在这一刻，突然变得流利起来。

她破涕为笑。

“我现在不想要巧克力。”她说。

“那你想要什么？”

她看着我，眼睛里闪着光。

“我想去看看西边的超市，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几十种香肠。”

那一夜，我们没有睡觉。

我和克劳斯，带着安雅，在西柏林的大街上游荡。

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狂欢节。

商店纷纷打开大门，免费向涌入的东德人分发食物和饮料。

银行门口排起了长队，每个东德人都可以凭身份证领取100西德马克的“欢迎金”。

我看到一个中年男人，领到钱后，冲进一家商店，买了一个香蕉。

他像捧着一件稀世珍宝一样，把香蕉递给他的儿子。

那个大概七八岁的小男孩，怯生生地接过去，咬了一小口，然后眼睛瞪得大大的。

“爸爸，这个……这个是什么？太甜了！”

男人看着儿子，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

安雅也看呆了。

她站在选帝侯大街的街头，看着橱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看着霓虹灯闪烁的广告牌，像爱丽丝掉进了兔子洞。

“原来……这就是西边。”她喃喃地说。

她的眼神里，有好奇，有兴奋，但更多的是一种不知所-措的迷茫。

克劳斯像个导游，兴奋地给她介绍着一切。

“看！那是卡迪威百货！全欧洲最大的百货公司！”

“那边是欧洲中心，楼顶上那个奔驰的标志会转！”

“想喝可口可乐吗？我请你！”

我跟在他们后面，看着安雅的背影。

她就像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对这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恐惧。

我们走进一家超市。

安雅站在摆满了几十种香蕉、橙子、葡萄的货架前，站了很久。

她又走到冷柜前，看着里面一排排的酸奶、奶酪和黄油，说不出话来。

最后，她走到了香肠区。

她看着那些长长短短、粗粗细细、颜色各异的香肠，眼睛里流露出一种近乎虔诚的目光。

“真的……有这么多。”她小声说。

我走到她身边。

“想尝尝吗？”

她点点头，又摇摇头。

“太贵了。”她看到了价格标签。

我笑了笑，从货架上拿了一根最贵的萨拉米香肠，又拿了一瓶红酒，去付了款。

我们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就像以前在东柏林时一样。

但这一次，没有了巡逻的士兵，没有了监视的目光。

我们头顶上，是同一片天空。

我用瑞士军刀，切下一片萨拉米，递给安雅。

她接过去，犹豫了一下，放进嘴里。

她慢慢地咀嚼着，闭上了眼睛。

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也许，她品尝到的，不仅仅是香肠的味道。

还有一种，叫做“自由”的味道。

但自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是咸的，还是甜的？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一晚的柏林，空气里充满了香槟和狂喜的味道。

但在这狂喜之下，我隐隐感觉到了一丝不安。

墙倒了。

然后呢？

第二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动。

报纸的头版头条，电视里的滚动新闻，全都是柏林墙。

施密特教授没有来上课。

他给我们发了消息，说今天的课取消了。

“去见证历史吧，孩子们。这比我的课重要。”

我和克劳斯，又去了勃兰登堡门。

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和派对现场。

人们还在不知疲倦地敲打着墙体。

每个人都想带一块“历史的碎片”回家。

这些被称为“墙壁啄木鸟”的人，叮叮当当地，为这堵墙演奏着最后的葬歌。

我和克劳斯也加入了。

我们找到一把被人丢弃的锤子，轮流砸墙。

混凝土很硬，砸一下，手震得发麻。

但那种感觉很奇妙。

你亲手在摧毁一个禁锢了无数人的怪物。

你亲手在创造历史。

砸了很久，我们终于敲下来一小块。

大概巴掌大小，上面还带着一点蓝色的涂鸦。

克劳斯把这块“战利品”塞到我手里。

“拿着，李。这是你应得的。你也是见证者。”

我握着那块冰冷的、沉甸甸的混凝土。

这就是历史的重量吗？

接下来的几天，柏林陷入了一种奇特的混乱。

成千上万的特拉贝特汽车，冒着蓝烟，突突突地开进了西柏林。

西柏林的交通，彻底瘫痪了。

但没有人抱怨。

司机们会摇下车窗，向那些东德来的“兄弟”们挥手致意，甚至给他们递上啤酒和香烟。

商店被挤爆了。

东德人拿着刚刚领到的欢迎金，疯狂地采购着他们以前只在西德电视上看到过的东西。

巧克力，牛仔裤，咖啡，录音机……

他们脸上的表情，像是参加一场迟到了二十八年的圣诞节。

安雅也领到了她的100马克。

她没有去买香肠，也没有去买化妆品。

她拉着我，走进一家书店。

她在医学书架前，站了很久很久。

最后，她挑了一本最厚的《人体解剖学图谱》。

那本书，花掉了她80马克。

她抱着那本书，像抱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贝。

“我还是想当医生。”她对我说，眼睛里闪着前所未有的光芒。

“墙倒了，也许……我也能有新的选择了。”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这或许才是墙倒塌的，真正的意义。

不是那100马克，也不是那些香肠和巧克力。

而是选择的权利。

是你可以去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的，那种可能性。

但狂欢过后，是宿醉般的疲惫和茫然。

问题，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浮现。

东德的工厂，在西德强大的资本面前，不堪一击，纷纷倒闭。

大量的东德人失业了。

他们涌入西德找工作，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竞争力。

他们被西德人称为“Ossi”（东边佬），眼神里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同情和鄙夷。

而西德人，也开始抱怨。

他们抱怨税收增加了，因为要支援东部的建设。

他们抱怨治安变差了，因为多了很多无所事事的东德人。

他们称自己为“Wessi”（西边佬）。

“Ossi”和“Wessi”之间，一堵新的、无形的墙，似乎又在悄然建立。

克劳斯也变了。

他不再那么亢奋了。

他看着那些在街头茫然游荡的东德青年，看着那些因为工厂倒闭而失业的工人，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我以为……我们推倒了墙，一切都会变好。”有一天晚上，他喝醉了，对我说。

“但好像……事情比我想象的要复杂。”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我只能拍拍他的肩膀。

推倒一堵实体的墙，或许只需要一个晚上。

但要推倒人们心中的墙，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更久。

安雅也遇到了麻烦。

她想申请西柏林自由大学的医学系。

但她被告知，东德的学历，不被完全承认。

她需要重新读预科，参加 কঠিন的入学考试。

而且，学费高昂。

她那100马克的欢迎金，连一个月的房租都不够。

她搬出了东柏林的家，在西柏林找了一个最便宜的地下室住下，开始一边在餐厅洗盘子，一边自学。

我去看她。

地下室阴暗，潮湿，只有一个小小的、高高的窗户，能看到路人行走的脚。

她瘦了很多，脸色苍白，但眼神依然倔强。

“没关系。”她对我笑了笑，“至少，我现在有机会了，不是吗？”

“以前，我连尝试的机会都没有。”

我把每个月省下来的钱，分出一半给她。

她不要。

“李枫，这是你的血汗钱。我不能要。”

“拿着。”我把钱硬塞到她手里，“就当我……投资你这个未来的大医生。”

她看着我，眼圈红了。

“等我当了医生，我一定还你。连本带利。”

“好。”我说。

那个冬天，柏林格外地冷。

雪下得很大，整个城市都被白色覆盖。

那堵被敲得千疮百孔的墙，在雪地里，像一具巨大的、丑陋的骨架。

圣诞节快到了。

城市里到处都挂上了彩灯，充满了节日的气氛。

但我却感觉不到丝毫的温暖。

我想家了。

想得撕心裂肺。

我给家里写信，试图向父母描述这里发生的一切。

“……一堵墙倒了，一个国家正在消失，另一个国家正在诞生。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这里很乱，很吵，每个人都很激动，也很迷茫。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我亲眼看到了这一切……”

写到最后，我只写了一句话。

“爸，妈，我很好，勿念。”

我把那块从柏林墙上敲下来的混凝土，用报纸包好，放进了行李箱的最深处。

我不知道带它回家有什么意义。

它不能吃，不能用，只是一块冰冷的石头。

但它提醒我，我曾在这里，我曾亲眼见证过。

一个时代，就这样在我眼前，轰然倒塌。

而另一个时代，正以一种混乱而又充满未知的方式，拉开序幕。

毕业后，我回了国。

安雅留在了德国。

我们通了几年的信。

她告诉我，她考上了医学院。

她告诉我，她每天都睡不够四个小时，但很充实。

她告诉我，她交了一个男朋友，是她的同学，一个土耳其裔的德国人。

后来，信越来越少，最后就断了。

生活像一条奔腾的河流，把我们冲向了不同的方向。

我也在国内，结婚，生子，工作，评职称。

过着一种按部就班的、安稳的生活。

当年的惊心动魄，被岁月磨成了模糊的记忆。

只有在某个喝多了的深夜，或者看到某个国际新闻的时候，我才会突然想起那个十一月的柏林，想起克劳斯疯狂的呐喊，想起安雅含泪的眼睛。

前几年，我因为一个建筑合作项目，又去了一次柏林。

城市已经完全变了样。

当年的断壁残垣，如今已是高楼林立，商业繁华。

那堵墙，几乎已经找不到任何痕迹。

只有在一些特定的地方，被当作历史遗迹，保留了一小段。

上面画满了新的涂鸦，游客们在前面笑着合影留念。

查理检查站，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几个穿着美军和苏军制服的演员，在和游客收费合影。

一切都像一场逼真的cosplay。

我找到了当年住过的学生宿舍。

楼还在，但已经翻新了。

我找到了当年和安雅见面的那个公园。

长椅还在，但已经换了新的。

我甚至去了安雅当年住过的那个地下室。

那里现在是一家时髦的咖啡馆。

我走进去，点了一杯拿铁。

咖啡很香，但我却喝出了一丝苦涩。

我不知道安雅后来怎么样了。

她当上医生了吗？她结婚了吗？她幸福吗？

我打开手机地图，输入“安雅·施耐德”这个名字，希望能找到一家诊所，或者别的什么线索。

但跳出来的结果，有几百个。

我像一个在大海里捞针的人。

最后，我去了勃兰登堡门。

那里依然是柏林的心脏。

游客如织，马车穿行。

门下，一个街头艺人在拉着小提琴。

是巴赫的曲子。

夕阳的余晖，洒在金色的胜利女神像上。

一切都那么和平，那么美好。

仿佛那段分裂的、痛苦的历史，从未发生过。

仿佛那些哭泣，那些呐喊，那些迷茫，都只是一场梦。

我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一个时代结束了。

对我来说，那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不仅仅是德国的统一。

那也是我的青春的结束。

那段充满了困惑、挣扎、恐惧，却又在某一瞬间，被巨大的历史浪潮击中，看到了微光的青春。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旧照片。

是那年冬天，我和克劳斯、安雅在雪地里的合影。

照片已经泛黄。

照片里，我们三个人，笑得像个傻子。

身后，是那堵残破的、正在被白雪覆盖的墙。

我笑了笑，把照片收好。

转身，汇入了人流。

我的那块柏林墙，至今还放在我书房的抽屉里。

我的儿子问过我，这是什么。

我告诉他，这是一块石头。

一块来自很远的地方，很有故事的石头。

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也许有一天，他会明白。

有些东西，倒下了，就永远倒下了。

而有些东西，会永远留在那里。

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时间的河底，也压在你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