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林与贾平凹恩怨背后的文坛病灶

当唐小林在 2014 年的《文学自由谈》上，以一篇《贾平凹为何越写越差》的檄文划破文坛的平静时，这场持续十余年的笔墨纠葛，便不再是简单的作家与批评者之争 —— 它更像一柄手术刀，无意间剖开了当代文学批评生态的溃烂肌理。彼时的贾平凹，早已是站在中国乡土文学巅峰的巨擘：《秦腔》斩获茅盾文学奖，《古炉》《老生》接连叩击时代脉搏，作品被译成三十余种语言，在国际文坛为中国文学树起一面带着黄土气息的旗帜；而唐小林，这个蛰居深圳的打工作家，此前在文学圈的存在感，不过是贾平凹庞大读者群里，那个会在书页边缘写下批注、却从未被注意的普通读者。从粉丝到 “檄文作者” 的蜕变，从对文本的商榷到对人身关联的攻讦，这场恩怨的发酵轨迹，藏着远比 “批评与否” 更复杂的时代症候。

唐小林的批评之刃，自始至终都悬在贾平凹作品中最具争议的 “俗” 字上。他像个偏执的洁癖患者，在《秦腔》里逐字搜寻引生视角下 “拉屎、撒尿、骂街” 的乡村琐事，在《暂坐》里摘录女性角色间的家长里短，将这些带着烟火气的文字斥为 “令人作呕的低俗猎奇”“用感官刺激讨好市场”。可他终究没能读懂，贾平凹笔下的 “俗”，从来不是为了迎合低级趣味的刻意为之，而是贴着大地生长的人间真实 —— 那是《秦腔》里清风街人面对土地流失时的手足无措，是夏天义们在乡村溃败中最后的坚守，那些 “俗不可耐” 的细节，恰恰是乡土中国在现代化浪潮中崩解的碎片。唐小林只看见文本表面的欲望陈列，却看不见字里行间藏着的时代褶皱：当《废都》里庄之蝶在书斋与市井间挣扎时，那是九十年代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精神困境；当《暂坐》里十二位女性在西安城的茶馆里沉浮时，那是当代都市女性在物质与精神间的撕扯。这种只抓表皮、不顾骨血的批评，恰似盲人摸象，摸到了大象粗糙的皮肤，便断言整头大象不过是堆毫无价值的皮囊，浅薄得令人哑然。

更值得玩味的是唐小林批评策略里的 “绑定式投机”。贾平凹的作品一旦问世，他的批评文章便会准时出现在公众视野，像影子般如影随形。2020 年《暂坐》刚登上畅销榜，他便写下《〈暂坐〉：贾平凹的 “中年油腻” 写作》，将书中女性关系曲解为 “男性视角下的欲望狂欢”；2018 年《山本》出版，他又在文章里吹毛求疵，指责书中 “走四百里地去送一封信” 的情节不合常理，却忘了秦岭山脉的崎岖险峻，在交通不便的年代，四百里山路本就是乡土社会的常态。甚至当贾平凹为青年作家站台、呼吁关注乡土文学时，他也会跳出来指责其 “固守陈旧叙事，阻碍文学创新”。这种紧盯不放的姿态，早已超出了正常文学批评的边界，沦为一场精心策划的流量博弈 —— 在当下文坛，批评无名作者如投石入海，而炮轰贾平凹这样的 “文学符号”，却能瞬间收获媒体关注与公众讨论。唐小林的文章标题永远带着强烈的攻击性，从《贾平凹的 “退步” 与文坛的 “失语”》到《贾浅浅爆红背后的贾平凹》，字里行间都透着 “借名家之名刷存在感” 的精明，活像市场里专挑名牌商品找茬的小贩，骂名牌永远比夸杂牌更容易被人记住，也更容易卖出自己的 “批评人设”。

这场恩怨的真正升级，始于唐小林将批评的矛头从作品彻底转向人身关联，沦为一场裹挟着私人情绪的 “连带式攻击”。2021 年贾浅浅诗歌风波发酵时，唐小林的文章《贾浅浅爆红，突显诗坛乱象》堪称 “捆绑式批评” 的典型 —— 他避而不谈贾浅浅诗歌本身的优劣，却反复强调 “她是贾平凹的女儿”，暗指其诗歌获得的关注、出版的机会，都是 “沾了父亲的光”，甚至将贾浅浅的创作称为 “贾平凹文坛资源的延伸”。这种牵连式批评，彻底暴露了其批评立场的虚伪：他一边痛斥 “文坛圈子化”“裙带关系”，一边却靠着 “批评贾平凹” 这张入场券，迅速跻身 “敢说真话的批评家” 行列，被某些媒体奉为 “文坛啄木鸟”。更讽刺的是，他在文章里指责贾平凹 “搞陕西文学圈子”，却转头加入了以 “反圈子化” 为名的批评团体，靠着对贾平凹的持续攻击获得团体内部的话语权；他批判 “文学商业化”，可自己的批评文章因 “骂贾平凹” 获得高额稿费与传播量，甚至被汇编成册出版 —— 这种 “一边批判某种规则，一边靠破坏规则牟利” 的矛盾，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他自己标榜的 “正义立场” 上。

面对唐小林咄咄逼人的攻势，贾平凹的回应却始终带着一种文人的通透与淡然，堪称当代文坛的处世范本。他既没有拍案而起的愤怒反击，也没有诉诸法律的决绝姿态，只是在一次访谈中，借柳青 “挑着鸡蛋过闹市，任人指点，鸡蛋还是鸡蛋” 的比喻，轻轻道出 “白就是白，黑就是黑，时间会证明黑白”。这种静默，绝非怯懦，而是历经风雨后的笃定 —— 早在《废都》出版时，他曾面对过比这猛烈百倍的批评：有人骂《废都》是 “淫秽小说”，有人说他 “堕落为市场奴隶”，甚至有出版社将其作品列为 “禁书”。可他在那场风波里沉默了数年，最终用《秦腔》证明了自己的文学坚守。如今面对唐小林的攻讦，他的沉默更像一种清醒的判断：与一个只会贴着标签下判断、不懂文本细读的批评者辩论，无异于对牛弹琴。当唐小林在文章里指责《山本》中的把字句是 “语法错误”，质疑散文《秦岭记》里 “石头会说话” 是 “脱离现实的胡言” 时，贾平凹始终未置一词 —— 他或许早已明白，真正的文学不需要在口舌之争中证明自己，就像秦岭山脉从不会因蝼蚁的啃噬而改变走向，真正的作家，也从不会因刺耳的噪音而停下写作的笔。

事实上，贾平凹的 “不回应”，恰恰是对文学本质的坚守。他在《秦腔》后记里写道：“我要写的是中国农村的变迁，是那些消失的土地与人心，这些东西比任何批评都重要。” 这些年，他依然保持着每年一部长篇的创作节奏，从《山本》对秦岭历史的回溯，到《秦岭记》对山川草木的书写，再到正在创作的《秦岭志》，他始终把笔扎在故乡的土地里，书写着中国乡土的疼痛与坚韧。这种 “在沉默中深耕” 的姿态，与唐小林 “在喧嚣中投机” 形成了鲜明对比 —— 一个在文字里构建精神家园，一个在批评里消费他人的文学声望，两者的格局高下立判。

这场恩怨最深刻的隐喻，在于它揭开了当代文学批评的集体病灶：唐小林式的批评，本质上是 “道德审判取代文本分析”“流量焦虑吞噬批评风骨” 的畸形产物。真正的文学批评，应当是如李健吾评沈从文那般 —— 既肯定《边城》“像一坛温酒，越品越有滋味” 的诗意之美，也坦诚指出其 “回避现实冲突，带着理想化色彩” 的局限；应当是如李敬泽评贾平凹那般 —— 既盛赞《秦腔》“是中国乡土文学的史诗级作品”，也理性分析其 “后期叙事略显拖沓” 的不足。这种批评，既有对文学价值的肯定，也有对创作局限的审视，是与作家平等对话、推动文学进步的力量。而唐小林的文字，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只有否定没有分析，像个只会拆玩具的孩子，把作品拆得七零八落，却讲不出玩具的构造原理；又像个拿着放大镜找头皮屑的人，对着作家的作品反复检视，却看不见作品整体的文学价值。

更令人忧心的是，这场恩怨折射出的 “流量焦虑”，正在一点点侵蚀文学批评的尊严。当批评不再以文本为核心，而是以 “骂名家”“造争议” 为噱头；当批评家的声望不再靠深度分析获得，而是靠攻击权威博眼球；当文学批评从 “严肃的学术探讨” 沦为 “吸引流量的爽文”，整个文坛的评价体系便会逐渐崩坏。唐小林凭借对贾平凹的持续批评，获得了 “新批评” 大奖，甚至被某些高校邀请做讲座 —— 这种黑色幽默般的现实，恰恰说明当下文坛对 “敢说真话” 的稀缺与渴求，已然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可这种建立在流量投机之上的批评，终究无法推动文学的进步：它既不能帮助读者理解作品，也不能为作家提供有益的创作建议，只能在文坛制造更多的对立与喧嚣，就像狂风无法培育出参天大树，只能卷起一地鸡毛。

回望这场持续十余年的笔墨纠葛，贾平凹的沉默与唐小林的喧嚣，构成了当代文坛最耐人寻味的对照。如今，贾平凹依然在秦岭脚下的书房里笔耕不辍，他的作品依然被世界文坛关注，《秦腔》被选入国外大学的中文教材，《暂坐》的外文版在欧美引发对中国都市女性的讨论；而唐小林，除了 “贾平凹的批评者” 这一标签，似乎再无其他能让人记住的批评成果 —— 他后来写的批评其他作家的文章，阅读量远不及骂贾平凹的作品，最终还是困在了自己制造的 “批评牢笼” 里。或许正如贾平凹所言，时间真的会证明一切：当唐小林的批评文章被淹没在信息洪流中，当贾平凹的作品依然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时，这场恩怨终将成为文学史册里的一则注脚，提醒后来者：真正的文学批评，应当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精准切除病灶而非乱砍滥伐；应当像守林人的剪刀，修剪病枝而非扼杀大树；应当像与作家对坐的茶友，在平等的对话中品味文字的滋味，而非站在高处指手画脚。

文坛从来不需要 “批贾专业户”，也不需要靠骂名家上位的 “流量批评家”；需要的是能剥开作品肌理、看见文学灵魂的真批评，需要的是能与作家平等对话、推动文学进步的真批评家。当唐小林们终于放下对名家的执念，当文学批评回归文本细读的本质，当流量焦虑不再左右批评的立场，或许那时的文坛，才能少一些荆棘与大树的对峙，多一些思想与思想的碰撞。毕竟，文学的星空从来不是靠诋毁巨星来照亮的 —— 每一颗星辰都有自己的轨道，每一位真正的作家与批评家，都应当在自己的轨道上发光，而非在他人的光芒里制造阴影。而那些真正有力量的文字，终将穿越喧嚣的争议，在时间的沉淀里，成为照亮人心的永恒光亮。